【对立者的一厢情愿】
说明：本文的基础是吴炫教授《新时期热点文学作品分析》课程上的作业，是对残雪小说《五香街》的评论，一学期内数易其稿。文章思路受课程第六讲“新潮文学”启发，吴老师曾表示肯定，让我相信这不是一篇胡言乱语。
北大教授吴晓东有一本书叫《从卡夫卡到昆德拉》，介绍现代主义小说和小说家，在书中他这样感叹：
“真正认真阅读的人并不多。最大的原因是现代主义小说形式上的复杂、晦涩，很多小说是很难读下去的，现代主义小说使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，阅读已成为严肃甚至痛苦的仪式，是一件吃力地活儿。”
很显然，《五香街》就是这样一部不讨喜的作品。小说故事性很弱，只能用几句零散的话来概括：X女士被怀疑与Q男士有奸情，五香街居民对他们的方方面面大加议论和揣测；X女士等人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，说一些暗示性的话；五香街居民抵制X女士，继续空发议论；五香街居民相互间评价议论；最后，五香街居民“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”，选举X女士作为群众代表。
字母化命名方式、长篇累牍的语言记叙、人物焦点的叙事方法，以及作品整体的荒诞感，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《城堡》——卡夫卡是残雪最推崇的作家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《五香街》在形式上并非完全复刻了《城堡》：《城堡》以主人公K作为叙述视角，K是一个外乡人，他从外部试图进入城堡，展现出一种荒诞的“寓言维度”；《五香街》却并不从主人公的视角叙述，而是借助于“速记员”——这位速记员是五香街的一个普通群众，站在X主人公的对立面。透过他的话语立场，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些微缩景观。
当然，两部小说在可读性方面还是“彼此彼此”，《五香街》尤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。残雪的创作坚持了几十年，从不在形式上讨好大众，用她在18年采访中的话说，“最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的境界” ，小说于她，或许只是“观念”的展台和思想的容器。从《山上的小屋》到《五香街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考脉络：
新式的个体应是什么样的？
这里的“新式”，以现代化为界，相对于之前的“旧”，从“旧”到“新”是逻辑上的演进，与时序无关。从现实来看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改造，可以说仍处在某种“旧”当中。关于上面的问题，我很自然地想到木心的一句诗：
“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熟门熟路地堕落了”。
长期以来，儒家文化造成一种“温暖的压抑”（语出吴炫教授），中国人习惯于割舍个体意志，又凭此换取集体性的“归属”和认同。随波逐流很容易，甚至是自然而然的，而且人们很容易为自己辩解：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世界本来就是这样。 所以池莉笔下的印家厚就会成为中年人（包括未来的中年人） 的集体群像，人们不抵抗地落入“网”中，空隙之间，抒发一下“我太难了”，然后努力去将烦恼人生代代相传（参考阅读：池莉短篇《烦恼人生》）。这种文化结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，但从现代视角来看，其中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，需要改造，而这种改造，关键在于个体的“自我解放”——能不能不要到某个时候就妥协呢？能不能不要去走那条“熟门熟路”呢？
破旧立新，从无到有，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。新式个体具体是什么样子，也很难直接从正面刻画；但答问者可以先从反面入手，提出“不是怎么样” 。就好比做所谓的“生涯规划”，如果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，那就先确定自己没法干什么。这里面有些“反者道之动”的意味。
残雪《山上的小屋》就属于这样的尝试。在家庭中，“温暖的压抑”表现得很明显，亲情对个体时常构成制约。《山上的小屋》则把这种制约夸张放大，父亲、母亲与“我”相互惧怕，互不理解。残雪借此打破了“温暖-压抑”的结构，强调了绝对的个体体验；另有一些意象，如“死蜻蜓”、“南方的夏天”，则可看作对理想化个体的正面刻画，只不过这种刻画还是朦胧的，纯暗示性的。
我们说，中国从来没有西式的“绝对个体”，属于中国的新式个体也应该是有亲和力的，ta不会天然与环境冲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山上的小屋》是反动过头了。而到《五香街》，主角X女士虽然受大众排斥，但她的姿态不再孤立，Q男士，丈夫，妹妹，以及晚上去她家“做客”的青年，都是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她的人，社会关系中有了更多温情；与此同时，正面刻画也变得更加清晰：X女士关注人眼睛的颜色，喜爱有色彩的眼睛——这就像我们平时称赞“有趣的灵魂”，它来源于个性的自由释放；Q男士嗜好“拍皮球”，X女士的丈夫钟情于“跳房子”——每个人都该坚持自己真心喜欢的事，不管活成什么样子，都至少该有一点自己的小世界；在“性”的议题上，X女士与寡妇、煤厂小伙之流形成对比——什么是得当的性爱？它应由内在的生命热情所激发，既不是单纯的欲望满足，也与“奸情”、“贞操”等文化性观念无干。故事结尾的转折也很值得玩味，特立独行的X女士，一直被五香街居民群起而“攻”，最后却莫名其妙被选为群众代表，这似乎在表明，一个解放的、独立的理想化个体会在社会整体机制的作用下为大众接受、认可乃至推崇。这样，X女士就承载了一个完整的个体生存范式：面对一个压抑的、待改造的环境，她不对抗，也不逃离，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做到“在哪里都一样”。一方面，她没有依附情结，不依靠媚俗博取认同；另一方面，她又利用媚俗（向群众团体递交申请）消解大众对自己的排异感，与世俗呈现出“若即若离”的状态。
可以说，在新式个体的构建上，《五香街》是具有正面启示性的，但我感觉这种启示还是很空洞。读者圈里有一句话，说残雪的小说是 “透明的世界” 。这是指，残雪会把一般小说中人物隐蔽的想法、情感作为外部行为来写，营造一种“裸露”的视野。在《五香街》中，人们缺乏存在感，就会夸张而滑稽地吹嘘自己；小伙子和老太婆会随意开 干 ；X女士不想理睬那些庸人，于是她又聋又哑。“裸露”之下，压抑的诉求、冲动，微妙的生命体验统统出场，形成残雪独特的审美境界。这种写作特色体现着一种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，即把生活里外翻转，不断向原始生命挖掘。如此演绎到极致，便有较近的长篇《最后的情人》，残雪在前言中称其为“元小说”的尝试。从《山上的小屋》开始，“透明的世界”一以贯之，到现在，“元小说”式的作品已不再有具体的问题指向，而更近于一种“哲学的境界”了。回过头来看，我们也就能发现，其实 “裸露” 的写法，原本就难以诠释“理想化个体”的问题，因为它的现实性太强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，而生活总是“穿着衣服”的。比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人说话委婉，经常有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和“打哈哈”，真实的个体意志往往藏在“言外之意”中，它不是缺失，只是隐蔽；隐蔽，是原始生命与现实生活间的张力。正因为没有这层张力，《五香街》中的人物丧失了“人”的丰厚性，无论X女士还是其他群众，都显得过于符号化。我认为“符号化”本身不一定是缺陷，符号可以创造审美意蕴，就像 白雪公主 和 巫婆 ；但对于新式个体可以可能的问题，我们需要的显然更多。在小说中，X女士被设定成“外来者”，没人知道她的品格是如何炼就的，没人知道她的心智是如何成长的，五香街不是她的家乡，她一出场，就天然就站在了大众的对立面。一般人不理解她，她也“又聋又哑”，完全不与一般人沟通。从X女士身上，我们读出一种鄙弃世俗的精英姿态，其中颇有几分可贵，更颇有几分高傲。
对照现实，这种高傲让我感到不安。教育体制中的幸运儿、视野开阔的有识之士、锋芒犹存的知识分子，如果他们都沉湎于“少数人”的优越感，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理所当然，谈及大众就摇头说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心中却又暗暗期望能成为“群众代表”，那么我们的社会只能陷入割裂——或者天然是这样，或者天然是那样，两边对立，其实谁也不见得比谁更高明。
总的来看，X女士没有突破与群众的对立关系；其本质，则是残雪在创作中没有突破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。有意思的是，《五香街》的原名叫 “突围表演” 。相比于丈夫、Q男士、妹妹等人，X女士最坚定、最决绝，始终做自己，还成为了群众代表，这似乎是一场从庸众中的“突围”。但她天然就与之对立，本不在其中，又谈何“突围”呢？
如果《五香街》能塑造一个“X女孩”，她本是土生土长的五香街居民，却能逐渐成长为一个与众不同的“X女士”——这样作品的意味或将更为深远，也会更像 “突围” 。不过特定的形式只能与特定的内容相适应，在残雪 “透明的世界” 里，本不该试图找到一个让人“信服”的个体范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