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谈“返也者，道之动也”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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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道德经》里的“反者道之动”提示人们对立事物间的转化关系；而在《老子》原本中，此句应作 “返也者，道之动也”——
“返”意为归返，相较于强调对立循环的“反”，“返”作为道的运作机制，则意味着某个开端或源头的存在，同时也暗示着一条事物发展一脉相承的轨迹，含义深刻，引人遐想。人们如果遵循道，便应懂得“返”，实践“返”，最终回到某种原初的、天然符合道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个体将“清虚无为”，如赤子一般——这里的“清虚无为”不能作狭隘的字面理解，否则就明显忽视了个体的多样性，也不能充分体现老子“返”的观念。问题在于，如果需要某种归返，则说明事物之现状已经背离了道，那么这种背离是如何发生的呢？而既已背离，个体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实现“返”呢？对此我的想法是：知己以明道，勤行而求返。
正所谓 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” ，人为观念的铺展很容易导致对“道”的背离。例如，今天的社会追求法治，希望以此来对不当行为进行纠偏。我们通常借助法制乃至一般规则来限制个体自由，但容易忽略的是，法制在框束自由的同时，又暗示着一种“框架内的绝对自由” ，容许着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，以“不违反法律”的名义更加心安理得地违背正义。所以法物滋彰，盗贼反而多有——当然，这样讲完全不是在否定法制的意义，老子之意也不在此。这只是一种反思的视角，提醒人们在强调制度理性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人心的安顿，外部约束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。相似地，知识能够武装人，但有时也会束缚人。艺术家到了晚期，创作力往往下滑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可概括为 “早期离直觉更近，晚期离概念更近” 。遵循某种学术概念或文艺理论去创作，很可能会遮蔽原本的艺术直觉，哪怕是自己对自己的某种“认定”，也容易成为自己的束缚，使其后的创作变为对自己的拙劣模仿。
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，必然会产生许多知识、价值、法律的或道德的规范，个人如果仅仅顺从于此，则与顺流而下的浮萍无异，只能与道渐行渐远。正因为此，我们需要运用“返”的思维来审视自己的当下和过往，把握自己的自然本性，再进而协调自我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。老子提出 “绝学（xiao,去声）无忧” ，认为普遍的社会教化反而会为人带来忧患，我想如果老子生活在当下的中国，可能会对这一看法更加坚定——资本拥有极大的话语权，消费主义盛行，“赚钱”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公共教化；而与其衔接的，是学校、家庭里以分数为基准的功利主义教育。诚然，人作为社会动物，很难不受主流教化影响，如今的学生也能很难规避既有的教育体系，不过在“顺流而下”的行程中，个体力所能及的，是通过把握自己的自然本性来找到合适的姿态：如果性情淡泊，喜好简朴，则顺其自然，不必为种种竞争指标所扰；如果忿忿于现实，觉得“十年饮冰，难凉热血”，或许就应该积极投入潮流，攫取资本，做“弄潮儿”；也有人性格执拗，又喜好竞争，这样的人自当在消费社会里如鱼得水。例如直播带货的大明星薇娅，享受镜头和商业成功，在她的叙述里，“闲下来”是不可以的。
我想，如果老子在今天，他会批判社会的主流风气，但绝不会批判诸如薇娅这样的个体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已使其个性伸展而不受压抑，本不离道，自然也无需“返”。人们遵循“返也者，道之动” 的机制复归到清虚无为的状态，这里的“清虚”应是形容人自然本性的清静淳正，不为种种主客观因素遮蔽、扭曲；这里的“无为”则是指对自然本性的顺应和施展，无为而无不为也。《中庸》 “天命谓之性，率性谓之道” 也与此颇有共通。个体或淡泊，或热切，或乖张，原本都不离道，但遗憾的是，一个社会的潮流往往只能与部分人天然相洽，这些人是幸运的；而其他人则不免为其所扰。在我看来，老子提出的 “绝学无忧”，实质上不是反对教化本身，而是反对某种单一话语对价值的垄断和由此对“不幸者”产生的干扰。后来庄子批驳儒家 “明于礼而陋于知人心” 也含有相似的考量——儒家思想固有伟岸处，但不是所有人都理应成为儒式的圣人君子，因为人心本不相同（高考又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,有些人会怀念，有些人想都不愿去想）。在现实中，当个人不幸背离了“道”，则务必重新审视自我，“知己”方知何所向，这是求返的基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知己”和“求返”，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前后两个阶段，二者之间其实互有呼应。当一个人内心为现实触动，驻足四望，有了法“道”而行的意愿，他首先需要做的便是加深对自己的认知。然而“知己”远非易事。出于自我保护的缘故，人很多时候都倾向于自我欺骗，或是忽视每种缺陷，或是回避某段过往，很难坦诚地面对自己。除此之外，人自身又处于持续的变化当中，就像孔子 “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……”，人生在不同阶段里渐次发展，一脉相承，要理解那个“本真的自我”，就必须进入到层层叠叠的过往中去。《老子》中讲 ：
“为学者日益，为道者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”
长期浸淫的环境，触动深刻的经历，乃至一个人，一种评价，一篇小说，一个图景或意象，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人，成为理解人生轨迹的线索。在与这些成长要素互动的过程中，人的个性可能得到解放、伸展，也可能受到压迫而异化；心灵中的某些特质会放大、膨胀，而另一些则相对隐没、淡化——在很多情况下，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遮蔽自我，覆盖个体之自然本性的过程。所以，法道而行者，需要“损之又损”，不断识别并减损那些后天的造作，实现一种“逆向成长” ——这便是“返”的过程，它需要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达成，绝非朝夕之功。可以发现，人若能在“知己”上有所突破，便能识别出那些背离“道”的改变；而从另一方面讲，既然能够明确自己应当减损的造作，则意味着心灵中的某些遮蔽得以揭开，人已经在复归自然本性的历程里留下行迹。可以说，“知己”本身就是“求返”的一部分。
老子讲到:
“上士闻道，勤能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”。
理解一个道理常常不难，但人们鲜能将其运用于实践并由此获益。有些人平时喜欢思考，时而“顿悟”，得到启发，却又转眼被世俗事务裹挟，自以为明白的道理很快被忘掉，日后又陷入相似的困惑中。今闻“返也者，道之动也” ，唯有上士能勤行之，真正实现复归自然本性的目标。老子主张人们法道而行，复归“无为”，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，“无为”的理想偏偏需要刻意的“有为”来实现。在此，儒家经典或许可作指引。《大学》讲求 “格物致知” ，而从“知己”的角度出发，个体则应将其自然本性作为格物的对象，好好研究自己；在求返的过程中，要勤行不怠，损之又损，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 。当个体最终完成了归返的历程，便会得到一种近乎超然的心灵的安顿。这样的安顿其实也是儒家所追求的:
“道之将行也欤，命也，道之将废也欤，命也”
“君子之行也，行其义也”
儒家以高山仰止的君子品德来锚定人生，攀山涉水，礼义之心不改。而在老子这里，君子的仁义道德不再是唯一的精神指引，每个人都应该归返到合乎道的自然状态，而无需依附于既定的人为观念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儒家呈现的超然正是“道”的种种面相之一，儒家圣人君子们的人生既符合儒家的追求，也符合道家的追求。
“返也者，道之动也”的思想固然富有启示性，但我们也能体会到其局限。前文已经提到，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人的个性能得到解放与发展，巧妙的因缘际遇会使个体的心灵超越自然本性而更加繁盛。诚然，“法道而返”为个人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启示，但如果片面求“返”，一味推崇人的自然本性，则又可能遮蔽了个体成长发展中产生的突破性。
“知止” 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，《大学》中讲：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由此观之，“知己求返”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平衡界限呢？个体复归自然本性是否就能达到生命的至善呢？在特定的环境中，最能使个体得以安顿的是否就是其自然本真的状态呢？这些问题，仍留待每个人去进一步审视、权衡。
我们都有自己的历史，这历史的每一部分各有其遗产，而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，我们是清楚的：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这样得到的，大概才是理想状态之自我。